「摆脱」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的一天早晨，阿卢莉和一群巴勒斯坦学生在冷冽的浓雾中齐集于比尔宰特大学的校园里。由于周边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占领区的居民不断加入，聚集群众便由十而百、由百而千地迅速增加。到了中午，整个校园和邻近的比尔宰特村街道上都已挤满示威群众。这场抗议活动是在仓卒之间召集而成的，原因是加萨走廊--位于地中海岸上较小的以色列占领区--据报有四名巴勒斯坦人开车经过一处军事检查哨时，遭到一辆以色列卡车撞击，导致车上四人全部丧生。据传这起事件并非意外，而是为了报复不久前一名以人遭到巴人杀害的事件。
对于有这么多人——大多数皆为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在这样一个阴沉沉的日子里前来参加示威，阿卢莉并不觉得奇怪；奇怪的是，负责维持西岸治安的以色列防卫队（简称以卫队）竟然还没来驱散他们。因为不但阿卢莉居住的拉玛拉以及邻近的比尔宰特向来都是以卫队士兵的活动地区，而且在巴人居多的以色列占领区内，管理单位「民政局」所订定的法规也认定这类集会为非法行为。阿卢莉与现场的同志在潮湿而感觉虚幻的平静气氛中默默等待，心中皆有冲突即将发生的预感。
天黑之后不久，大约五、六点左右，成群的部队便由纵横交错的巷道潜入比尔宰特。这些士兵身穿绿色突击队制服，足蹬黑色沙漠靴，手持加利利自动步枪，一到群众聚集地就开始射击橡胶弹（外层包有橡胶的金属子弹，仅用于击伤目标，但近距离射击亦可致命）驱散民众。过去的示威活动向来都遭到迅速而强大的武力所压制。在以色列占领的二十年间，示威的巴勒斯坦民众最后总是不得不选择退让。
抗议群众散开之后，士兵随即封锁住比尔宰特的联外道路。数十名巴人遭到围捕，但仍有更多的巴人群众坚守阵地并丢掷石块。冲突事件不断发生，直到剩余的示威群众于十一点左右逃进山区才告结束，他们后来也都各自回家。阿卢莉虽未遭到逮捕，也没有受伤，但那天却深深烙印在她的记忆里。这一类事件在不久后就演变成了「抗暴行动」（intifada)，其阿拉伯语的原意为「摆脱」——而这也是占领区内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巴人反抗行动。
在比尔宰特东南方四十八公里处，较为贫穷落后的加萨走廊里，当地的巴人对发生于军事检查哨的悲剧也有所反应。难民营及村庄均爆发暴动，并且迅即扩散到约旦河西岸。在没有知名领袖的引导下，巴人青年男女便自行在街头上对抗以卫队士兵。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根本也不曾在先前的示威活动中丢过石块，当然更不可能了解抗争运动的意义。不过，他们丢出去的每一块石头，都代表了巴人长久以来对于以色列占领所感到的挫折感。
巴人青少年与极度精良的以色列部队在街头上起冲突，自然是全球各地的电视新闻不能遗漏的画面。这场冲突事件被称为「牧羊人战争」。。一方是现代化部队，另一方则是只能用随手可得的物品--石块、轮胎、挑衅的言词——当作武器的平民。外国新闻媒体蜂拥至耶路撒冷及特拉维夫。在抗暴行动爆发之后的三个月里，美国三大夜间新闻节目报导这项事件的秒数全都比其它新闻要多，包括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高峰会议的新闻也屈居下风。
这些报导大多把焦点放在抗争期间各种暴力行为的耸动画面。至于因以色列占领而深感羞辱的巴勒斯坦人在抗争运动中出现的心态转变，则较少受到报导。除了常见的军民之间石块与催泪弹齐飞的画面之外，在动乱的表象之下，也有巴勒斯坦人以不采用暴力的方式稳步对抗占领行为。他们采取的作法就是尽量减少巴人对以色列的依赖。抗暴行动是巴勒斯坦人追求自主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而对于企图在运动中摒除暴力的人士而言，暴力却经常不请自来。不过，抗暴行动对事件发展所造成的冲击，大多均来自于不曾动过拳头的巴勒斯坦民众。
阿卢莉在那个雨天的经历，后来随着巴勒斯坦民众拒绝接受他们认为不具合法性的以色列占领行为，也就发展成为自力组织及不合作运动，另外也包括激进的反抗运动。一方面，血气方刚的青少年在街头上大肆制造动乱，又烧轮胎，又堆路障；另一方面，其它的巴人民众则利用日常生活的工作及工具为抗争运动开创新方向。他们设法突破占领军的围堵，以主动的作为形成一股源源不绝的力量，而藉此摆脱过去的僵局。
一片土地，两个国家
甘地在南非展开律师生涯的时候，巴勒斯坦原本住有五十万名阿拉伯回教徒、一小群基督徒，以及约五万名犹太人。其中犹太人大多居住于耶路撒冷城里或邻近地区。在宗主国奥图曼帝国的安排之下，这块土地以农耕为主，而且完全与西方隔绝。不过，在加彭神父发起冬宫游行的八年前，于瑞士巴塞尔举行的首届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却宣称巴勒斯坦有朝一日将成为犹太人的家园，让流散各地的犹太人得以重聚于这块土地上，就此挥别千年来所遭受的迫害。
在往后的二十年间，欧洲的犹太人领袖为复国运动大力募款，随后犹太人民众便陆续向巴勒斯坦移民。不久之后，犹太移民与当地的阿拉伯人就开始发生冲突，其中部分阿拉伯人也知悉犹太人立国的目标。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图曼帝国解体，英国随即于一九一七年接管巴勒斯坦，同时发表〈贝尔福宣言〉，鼓励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并且支持犹太人建国的终极目标——尽管英国先前为了寻求麦加的守护者侯赛因协助对付奥图曼帝国，曾经许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
在往后的三十年间，犹太人移民依旧持续不断。而希特勒于一九三○年代在中欧窜起之后，犹太人更是大举移民到巴勒斯坦。到了一九三七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已成长至四十万，巴勒斯坦人的人数优势也随之消失。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犹太人大屠杀的惨剧揭露于世，因此也就促成世界各国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一九四七年，英国结束对巴勒斯坦的控制，新成立的联合国于是提议将其划分为两个国家——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各自成立一个国家。犹太人领袖接受了这项提议，但巴人却予以拒绝。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四日，当地的犹太人宣布以色列正式成立，而使犹太人建国运动达于高峰--不过，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立即联手支持巴人权益，而与以色列爆发战事。以色列战胜之后，取得的土地远大于联合国计画中的安排。约十二万名巴勒斯坦人留在以色列占领区内，其它人则分别逃往各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及村镇，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以及新成立的约旦。如此一来，以色列不但受到敌国环伺，本身内部也存在一群为数不小的巴人少数人口。
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内，以色列一举一动皆以自身安全为最高考量。一九六七年，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秘密准备对以色列开战。以国于是发动先发制人的闪电攻击，击败了所有的对手——以色列这场胜利的收获包括叙利亚的戈兰高地、约旦的约旦河西岸、埃及的加萨走廊，以及数十万名巴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当中虽然有少数人移居邻近国家，大多数却都待在原地，自信满满地认为这块现在称为占领区的地区应归他们所有。以色列是他们建国之路上的唯一障碍，一个庞大而难以跨越的障碍。
在这种挫折之下，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运动随之勃然发展。另外，阿拉伯国家为了推广并掌控巴人建国运动，于一九六四年成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在占领区内的影响力也日渐上升。一九六九年，头发灰白、身材矮小的阿拉法特出人意表地成为巴解领袖。他先前曾经是游击战组织「法塔」的领导人。在阿拉法特的领导之下，巴解以巴勒斯坦流亡政府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巴解旗下共有两万三千名活动人士、教师、医师等各种人员，一方面必须募款维持运作，另一方面也必须争取民众支持以保有影响力。不过，与巴解相关的各种派系却也选定以方目标发动军事攻击，另外也从事或支持恐怖攻击行动。阿拉法特虽然持续处于流亡状态，而且外形也不讨喜，他却成功博取了世人对巴人建国运动的关注。
「奇耻大辱」
一九六七年之后，巴人的命运与以色列这个犹太国家又更加紧密相连。到了一九八○年代，尽管巴解拒绝承认以色列有存在的权利，有些巴勒斯坦人却甚至还领取以国的退休金。西岸及加萨走廊每天都有约十五万名巴人民众在天亮之前出门，然后跨越分隔以巴城镇的「绿线」。巴人民众大多通晓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他们在以色列工作纳税，回到绿线范围内又必须接受民政局的管辖。占领区内每天皆有约一千两百名以卫队士兵在此维护和平。他们驻守于绿线沿线为数众多的检查哨，负责查验巴人民众的证明文件。
以色列人口随着移民涌入而大幅成长，因此，以人便把开发新市镇的主意动到占领区上，反正这块土地在他们心目中原本也是属于他们祖先所有。于是，政府便强制征收约旦河西岸的建物以及地下水供犹太移民使用。就经济面而言，占领区的管理花费不多，只需要一小支部队负责控制，而且投资报酬率极佳。同时，巴人劳工以及一般民众顺服的态度，也是维系该报酬率于不坠的必要因素——但抗暴行动却会危及这项条件。西岸与加萨走廊的巴勒斯坦人散居在数百个难民营里，以及众多村镇和少数较大的城市里，诸如加萨市以及纳布勒斯（Nablus）。另外还有一大群巴勒斯坦人聚居于耶路撒冷东城的穆斯林区。这个地区数十万名民众的生活，因道路设施及耕地的缺乏而颇为困苦。失业情形严重，教育程度高的巴人尤然。巴人大学毕业生中，只有八分之一能够学以致用。加萨的情况更是艰苦。。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一千七百三十人，是地球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抗暴行动会从加萨爆发再扩散到西岸各地，显然不是巧合。
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苦之外，巴勒斯坦民众又因生活情况难以改变而备感精神上的压力。在每天早晨进入以色列工作的数千名巴人里，有几百人于天亮之前就得抵达耶路撒冷旧城区，在某一名记者称为「人力市场」的地方排队。需要工人的以色列包商会开车到队伍旁，对排队的劳工说明工作内容——通常都是砌砖、掘地，或者铺柏油——然后再提出时薪。如果这些劳工觉得条件合理，就会前往工地，而工地通常是犹太屯垦区。一名巴勒斯坦劳工对一名记者透露道：「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是在帮他们建设他们的国家吗？这真是奇耻大辱。虽然这么做会让自己两面不是人，而且你也知道这是违背自己同胞的行为，但你还是得填饱肚子。」
实际上，巴勒斯坦人虽然认为以色列的占领是造成他们经济弱势以及法律地位低落的根源，许多巴人的所作所为却是在资助占领行为。巴人的薪资总体而言均较以人为低，缴纳的税率却较高。他们尤其痛恨以国政府对占领区内各项商品及服务所课征的百分之十五加值税。不过，商品虽然昂贵，货物流动至少还颇为自由。,人口移动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举例而言，加萨走廊北端的艾里兹（Erez)检查哨就是让巴人备感头痛的地方。他们每天都必须在这里大排长龙接受搜车，并且缴交身分证。他们常说：「我们受到的待遇像动物一样。」
占领区内的公共生活与民间生活也都备受限制。猫捉老鼠的游戏对巴人青年是家常便饭。他们到处悬挂黑、绿、红三色的巴勒斯坦旗帜，或在墙壁喷上政治性的涂鸦，好让以卫队派人四处拆旗，并且强迫居民为墙壁重新上漆。巴人若是遭到逮捕，可在未经正式起诉的情况下拘留六个月。根据一九○七年在海牙以及一九四四年在第四届日内瓦会议制定的国际法，放逐人民以及毁损财产都是受到禁止的行为。虽然占领区的状况已经违反上述规定，但以色列对这项国际法标准却没有一贯地加以遵守。
一九七七年以前，许多巴勒斯坦人及以色列劳工党的成员都认为以国的占领只是暂时性的。然而，比金（MenachemBegin）的利库党于该年在以色列国会赢得多数席次之后，以国政府即示意占领行为有可能长久持续下去。不是所有以国人民都支持这么做，而且和平组织也开始抗议以卫队在占领区内的行为。不过，以国政治早已陷入僵局。拉宾及裴瑞兹等劳工党领袖对于领土上的妥协方案虽持开放态度，夏米尔及夏隆等利库党领袖却坚决反对。一九八四年大选，由于双方都没能赢得明显多数，两党便被迫组成联合政府。以土地换取和平的和谈提议也因此遭到无限期搁置。
一九八○年代初期，巴人心中的怨气导致零星的冲突事件。巴人民众多以石块丢掷以卫队士兵，偶尔也投掷汽油弹。国防部长夏隆以实施宵禁、拆除房屋，以及铲除树木等强制措施处罚作乱的社区。一九八五年，新任国防部长拉宾重申这项「铁腕」政策，并且授权军方单位设置路障，从事搜索、逮捕、放逐，并可拒绝核发家庭团聚许可证。以色列屯垦区则加紧开发，尤其在约旦河西岸。到了一九八○年代中期，以色列人已取得占领区几近半数的房地产。这种蚕食鲸吞式的实质兼并行为令巴人深感痛恨。与此同时，总部设于贝鲁特的巴解一方面持续强烈抨击以色列，另一方面也开始展现其民兵军事力量。一九八二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同时对贝鲁特进行围攻，以铲除同样立基于该处的真主党及回教圣战组织。巴解被迫完全撒出，而迁至离占领区四千公里远的突尼斯。讽刺的是，巴解流亡至远处反倒促成了一种新型的反对运动。
有些巴勒斯坦人梦想能够不用军事手段，而以平民的力量迫使以方承认巴人的权利。曾经加入法塔而在以色列监狱服刑期间学会希伯来语的胡塞尼，从一九六八年开始在以国境内开设讲座，坚持非暴力手段才是达成中东和平的唯一方法。十三年后，他在占领区的组织活动导致「反铁腕政策委员会」的成立。这个委员会与同情巴人处境的以色列人士合作，共同为遭到监禁的巴勒斯坦人争取协助——一如波兰的劳护会，其目的也是在于对遭到波兰政府起诉或监禁的劳工之家庭提供协助。
一九八三年，巴裔美籍心理医师阿瓦德创立「巴勒斯坦非暴力研习中心」，然后花了三年时间骑着机车在西岸各地巡回往返，教导有心人士以非暴力手段反抗占领行为。阿瓦德研究过阿布都·克汗的生平。克汗是生长在印度西北边境的回教帕坦人（Pathan)，他不但积极奉行甘地用以反抗英殖民政府的不合作运动，也把探讨非暴力运动理论的主要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阿瓦德知道，在恐怖活动盛行期间，恐怖份子虽然声称自己是为巴人而战，巴人却是其中的输家。暴力只会带来失败。
不过，扬弃暴力也不代表就只能选择屈从。阿瓦德指出：「我强烈认为，巴勒斯坦人之所以会遭到占领，原因是我们自愿接受占领。如果我们不愿受到占领，我们就必须反抗。」不过，至少就刚开始而言，外在的反抗行为，还不如心理层面的反抗意识来得重要。反抗意识必须要每个人自己做出决定。阿瓦德回忆道：「我们试着告诉他们，如果他们真的想要解放自己......就必须解放自己的内心。一旦他们有渴望自由的意识，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占领区的情势日益严峻。到了一九八七年底，紧张态势已经升高，各种事件也不断把巴勒斯坦人逼向临界点。在一场为期三天的阿拉伯高峰会议上，约旦国王胡笙刻意冷落阿拉法特，不但拒绝到机场为他接机，而且把巴勒斯坦议题完全排除在议程外。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于同一个月举行的高峰会，议程中也不见巴勒斯坦议题的踪影。然后，时任以色列住房部长的夏隆又在耶路撒冷的回教城区租下一间公寓。此举被视为是以国殖民即将在耶路撒冷传统的回教城区进一步扩张的前兆。巴勒斯坦人的顺服也因此告终。
强弱悬殊
二十年后，加萨走廊与约旦河西岸的巴人社区人口已激增至近一百七十万人，东耶路撒冷又另有十三万六千人。除了少数中、上阶级的商人及专业人士之外，巴勒斯坦人大多数均为劳工阶级，而且年纪都不大。一九八八年，加萨走廊五成九人口的年龄皆在十九岁以下，七成七在二十九岁以下。这个世代的巴勒斯坦人大都不曾经历过受以国占领前的生活，因此也都单纯地把以色列人视为霸主。阿拉法特曾经夸口巴人妇女肚子里的「人口炸弹」将会在不久之后让巴勒斯坦人口大幅超越以色列人口。不过，眼前倒是有一项颇具爆炸性的情况。。一群烦躁不安、且无力感日深的民众。
许多人都认为，即使检查哨的车祸事件没有发生，迟早也会有其它事件引发暴动。该起车祸发生于雅巴利亚难民营附近。一名以色列记者曾说，这个位于加萨走廊北端的难民营「极度贫穷、过度拥挤，而且遍地脏乱」。受害者丧礼上的气氛颇为紧绷，而群众回到案发现场之后，即对当地军营丢掷石块。由于以卫队未能恢复秩序，暴动于是爆发，并持续至夜间十一点之后。第二天一早，暴动行为又再次展开。以卫队吉普车开进现场，随即成为汽油弹及石块的攻击目标。暴动消息传遍占领区，而在各地引发抗议活动，比尔宰特亦然。
最感意外的可能是巴解，因为他们从不认为发自占领区内部的运动有可能推展巴人的建国目标。巴解坚持以武装抗争为冲突策略的作法，在加萨走廊及西岸地区的作用不大，原因是以卫队的训练与装备绝对足以压制暴力叛乱行动。此外，巴解的领导集团——组成分子主要为中年政治人物、宗教狂热份子，以及基本教义派人士——对于街头运动也一窍不通。多年来，他们灌输给自己同胞有关抗争的概念与印象，都是突袭、炸弹，以及流血。
因此，抗暴行动的开端如果毫无暴力行为，也就不免令人意外。的确，暴动青年强烈的愤怒是抗暴行动最初的标志，而极端行为总是会引来渴望受人注意之人士的模仿。阿瓦德的非暴力研习中心及以色列的「把握和平」等组织虽然试图指出制造动乱的危险，在街头上进行自发性抗争的青年，却还未能明白这些组织所明了的道理。抗暴行动初期只是一连串见机而起的抗争行为，由一群胸无定见的领导人物散漫无章地加以引导。
不过，对于读过历史或有心观察的人士来说，有许多先例或征兆皆显示。。非暴力运动可能会比较有效。一九三六年，巴勒斯坦人曾为反抗英国统治而发起为期七个月的全面罢工，以致政府、交通、商业活动皆完全停摆。一九八○年代，学生曾经联手阻挡以色列将大学课程及教授任免纳入民政局的管辖之下。此外，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皆持有坚定不移的态度。只要有这种态度，参与抗争运动的民众就能够在承受压力时依然坚守运动纪律。而非暴力运动既然要求人民拒绝与政府合作，压力自然不缺。。巴人哲学家努塞贝估计后认为，以色列占领行为的各项目标中，以武力达成的只有百分之五，其它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因为巴勒斯坦人服从军事统治机关的命令使然。
抗暴行动不但打破了巴人的坚定态度，也改变了他们一味服从的习性。抗暴行动展开之后，他们刻意选用了[intifada]这个词（而不用阿拉伯语中意为起义的词语「thawra」），其中就隐含有摆脱惰性的意义。从一开始，这场运动就显然不会只是一晃即过的突发冲突——不过，如果要对占领行为发起长期抗战，一开始就全力出击不免过于鲁莽。阿瓦德提倡非暴力运动的呼声在过去并不引人注意，但巴勒斯坦人逐渐开始了解采取非暴力手段的益处之后，能够接受他言论的人也随之增多。
几乎从巴人群众丢出第一颗石头开始，抗争人士之间就流传着一套不成文的规定。他们的默契是攻击以色列部队的暴力行为仅能限于丢掷石块及汽油弹，只是抗议群众有时候也会把以卫队发射的催泪弹丢回去，同时伴随着管子以及瓶罐。抗暴行动中初露头角的领导人之所以设下这些限制，有其策略上的考量：由于巴人当中极少有人拥有枪枝等致命武器，因此武装抗争必然会限缩民众的参与；而且，使用火器也只会让以卫队获得动用坦克等重武器的借口。此外，非暴力运动也可能扭转国际舆论，使其不利于以色列，同时吸引世人的眼光，注视以色列残暴的反击行为。如此便可呈现出巴勒斯坦人手无寸铁的弱者形象——一群矢志对抗犹太巨人的大卫。
在这同时，大多数人却也不愿意禁绝暴力。巴人活动份子使用暴力已超过四十年之久，而且他们和其它许多人都认为，暴力是抵抗压迫的必要条件。在后殖民时代的发展中国家里，解放者向来以穿着战斗服装的形象出现，许多巴勒斯坦民众并且认为非暴力运动的概念过于西化（有些人不信任阿瓦德，因为他不但是基督徒，而且又持有美国护照）。在许多人心目中，不使用暴力就是对武装部队屈服，而占领区外的激进巴人也一心信奉军事行动。「他们试图把抗暴行动军事化。」从初期即为抗暴行动领导人之一的阿洛里说道。
反抗行动展开后六个月，非暴力运动理论家暨实行者夏普指出，「在以色列严厉的压迫行为，包括殴打、枪击、杀人、拆毁房屋、铲除树木、放逐、长期监禁，以及未经审判的拘留等手段的威吓之下」，巴勒斯坦人并未达到奉行非暴力运动的最佳准备状态。尽管如此，他认为即使是有限的暴力行动也会造成反效果。。如此将减缓以色列人民对占领行为支持度的下降速度，同时也会让美国得以不必谴责以色列。他这番话极具先见之明。
在十二月九日之后的首波暴动结束以后，没有人能够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巴解和以色列都对巴人人民运动的速度及强度大感意外，因此双方也都不知该如何应对。唯一明白的是，原本的占领状态已告结束。这不是以卫队能够迅速敉平的短暂动乱。巴人运动策画人士阿布——萨雅指出：「那不是一场叛乱，而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传单与领袖
在初期的学生抗议活动结束之后，阿卢莉由于希望更进一步参与抗争行动，于是自愿加入散发传单的工作。当时，散发传单已成为西岸地区协调抗争运动的关键行为。阿卢莉经常不理会家人的责骂，在凌晨三点钟偷偷溜出家门，到预定会合地点去向一位透过中间人传递指示的陌生人领取传单。她必须妥善保管这些传单，然后在她觉得恰当的时机小心发散给邻居。她虽然害怕遭到逮捕，心中的恐惧却因对自己能够参与抗争运动感到的骄傲而得以平抚。
在新年的第一个星期，由「巴勒斯坦部队」署名的首张传单已在占领区内秘密流传。几天之后，另一份顶端印有「2」字样的传单于一月十日出现；这份传单上署名的组织名称为「强化占领区反抗运动全国联合指挥中心」。抗暴行动的群众组织终于有了名字。
一月十八日，第三号传单又出现在街头上，由全国联合指挥中心（联指中心）与巴解共同署名。这份传单呼吁巴勒斯坦「大众」及「劳工阶级」联手中止以色列「工业之轮」的转动。巴解原本完全无意参与非暴力运动；他们多年来的奋斗就是要让巴勒斯坦能够被承认为合法的政治实体，因此他们也绝不愿意把这场反对运动定位为经济抗争。不过，在大众热烈支持的情况之下，巴解即被迫面临加入其中或与之保持距离的选择。－名以色列记者评论道，青少年的抗议活动与组织行动为巴人建国运动所获致的成果，在短短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已经比巴解在三十年间所达成的要多。
巴解虽然在传单上署名，却不曾成为抗暴行动的主要推动力。联指中心的干部皆为巴人青年，其中大多数人的年龄都不满三十岁。许多人认为，占领区的状况虽然不断恶化，老一辈的巴人「名士」却已逐渐满足于现状。联指中心的成员来源极为丰富：占领区里至少有十万名具有政治意识的高中及大专学生，另外还有三万多名曾因反抗以色列而遭受牢狱之灾的出狱囚犯。联指中心的成员对自己的身分都严格保密，以免遭到逮捕。,而领导人既然从这群不知名的巴人民众中拔擢而出，就表示他们一旦遭到逮捕均可随时替换。因此，抗暴行动中不会有名声显赫的偶像。
联指中心也不代表特定的主流意识型态观点，而是结合了各具不同政治及宗教组织关系的年轻人。这些组织都曾在巴解的保护伞下发展，包括法塔、马克思民主阵线、人民阵线，以及共党。伊斯兰圣战组织以及哈玛斯当中的穆斯林兄弟会这两个宗教团体也参与其中（哈玛斯甚至也自行印发传单，不过其发动宗教圣战的主张与主流的世俗思想并不一致）。
联指中心传单的内容虽带有左派色彩，其中的思想主要还是民族主义取向：如同二十世纪许多的人民运动，抗暴行动也以民族自决为其中心原则。巴人的抗争运动并不标榜对社会结构的激进改变。实际上，这段期间最显著的特色不是激进的政治活动，而是巴人传统习俗的复兴。不论是悬挂旗帜，还是对巴人戏剧、诗词，以及服装重拾喜好，总之文化象征是一股强大的号召力，对年轻人尤其如此。
据阿洛里所言，抗暴行动的领导人士极度重视「从事长期性策略思考的必要性，以及如何让抗暴行动可长可久，并确保......胜利的达成」。他们在聚会上讨论各种反抗方法，其中包括反制以色列镇压措施的手段。,「尽可能让巴勒斯坦民众的日常生活维持在合理状况内」。,如何在整个占领区内从事例如罢工这样的大规模人民运动；以及如何维系抗争运动与全球媒体的关系——以便把巴人建国运动塑造成争取自由的运动。
联指中心的传单经过不断的发散之后，已逐渐成为一般民众的一种指南。传单每隔七至十天发行一次，然后流传约三年之久。以色列情报机构「国家安全总局」虽然极力想要打破传单的印制及发散系统，却徒劳无功。由于印制政治性传单在占领区内属违法行为，因此为了让传单能够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送到街头上，联指中心的领导人士便利用东耶路撒冷一所位于犹太居住区对面的大型印刷厂。有时达三、四万份的传单在这里印好之后，随即循着一条迂回转折的传递路线，先用车载，再用手送，最后交到像阿卢莉这样的志愿者手上。
传单内容偶尔也会反映出联指中心各派系之间的意见冲突以及相互矛盾。有时甚至会在数天内相继发出指示内容互相抵触的传单。不过，尽管有前后不一的情形，阿洛里所称这些传单对巴勒斯坦民众造成的「神奇影响」，依旧让制作传单的人士备感意外。阿洛里把传单的影响力比拟为引用可兰经的效果。,传播及运用书写文字的能力似乎天生就存在于中东民族的「心理结构」里。
在这样的冲击效果之下，联指中心的传单于是成为二十世纪非暴力运动中规模最庞大的民众教育行动。最初的十七份传单呼吁民众悬挂旗帜、敲响教堂钟声、举行象征性的丧礼、示威活动、游行，以及罢工。传单内容号召民众发起「白色革命」，同时提出二十七种不同的抗争方式，其中二十六种皆不具暴力性质。耶路撒冷一所和平机构从事的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只有百分之五至十的传单内容带有暴力手段的指示（然而，《耶路撒冷邮报》里对于抗暴行动的报导，却有一半以上都与暴力有关）。
不过，有些传单的确要求采取「有限度的暴力」。前述和平机构的所长考夫曼指出，有限度的暴力——其定义为：「在不导致身体严重损伤的前提下，以威吓、激怒、造成轻微伤害等目的而使用物品的行为」——虽然在最初的几年间，使犹太人被杀的人数减少，但其造成的效果却依旧适得其反。大多数以色列士兵都把石块及汽油弹视为激烈武器；而阿瓦德也注意到，巴人青年丢掷石块之后随即会转身逃跑——这种动作与有效的抵抗行动所需的心理状态刚好相反。阿瓦德一再「努力要求这些孩子们不要逃跑，不要害怕以色列人」。此外，拒绝与民政局合作的行为，以及建构巴人自己的制度，才真正有助于对自治的追求；但「有限度」的暴力却转移了大众对这些作为应有的注意。
备受尊崇的巴人知识分子暨耶城《黎明报》报纸编辑席尼欧拉于一月中旬举行的两场记者会上，提出了一套非暴力运动的完整计画。这套由阿瓦德拟订的计画共有四个阶段：首先以拒吸以色列香烟的象征性举动揭开序幕；两个星期后，停止购买以色列的饮料。接着，巴人将对以色列当局拒缴各种税捐；最后，巴人劳工将不再到以色列上工。这项计画的目标包括释放政治犯、阻止以色列钻探水源及扩张屯垦区，以及终结以色列对占领区的「铁腕」统治。
这一切步骤的目的都在于强化反抗精神，并使以色列无法照常行事。阿瓦德说明道：「重点在于权力。这一切作为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挑战以色列的权力，而且......商店何时开门及关门，将由我们决定。」他记得有些巴勒斯坦人甚至试图用不同于以色列官方的时间计时，藉此创造出有别于以国的时区。士兵如果看到有人采用这种计时方式，就会打破那个人的手表。以国无法容忍有人挑战他们的控制权。不过，这就是抗争运动的本质。
席尼欧拉把抗暴行动和其它非暴力运动并陈，而希望抗暴行动能够达成「甘地在印度的运动，以及黑人民权运动在美国所获致的成果」。巴人声称他们和美国南方的黑人一样，在自己的家园里遭到打压，而且未能获得完整的政治权力。席尼欧拉与阿瓦德都知道，当初就是美国警方对待民权运动人士的残暴行为，才导致大众对不公的制度产生反感。，因此，他们希望以国民众及世界舆论也能出现同样的转变。
联指中心领袖于一月底会商协调抗暴行动的各项抗争行为，阿瓦德也出席说明席尼欧拉的计画与思想。他希望巴人能够拒绝以国军警查验身分证的要求、不理会警方的传讯、排挤协助以国政府的巴勒斯坦人士；简而言之，就是让以色列用以控制西岸及加萨走廊的基本体系无法发生效果。六个星期后，第十号传单要求受民政局雇用的巴人警员全部辞职；结果，民政局虽然大幅加薪，巴人警员却依然大量辞职。巴勒斯坦人终于采行了印度人对付英国殖民政府的作法，同时也是战时欧洲反抗运动的计画。。直接对他们认为政府用以压迫他们的象征及措施加以反抗。
委员会与乳牛
一九八八年上半年，成千上万名参与抗争运动的巴人民众都把传单当作行动指示。席尼欧拉的计画在发表之时虽未得到重视，后来的传单当中却有许多指示都是仿照阿瓦德的构想--一面动摇占领的基础，一面积极发展巴人追求自治所需的制度与措施。
阿瓦德曾经提出巴人能够用于削弱占领军的一百二十种非暴力手段，其中包括针对以方各种日常控制活动而设计，同时所有巴人民众均可实行的不合作运动。抗暴行动起初是年轻人的抗议活动，是一场「儿童的抗争」，但后来则发展成全体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运动。这场运动的骨干是一群「民间委员会」所组成的网络——这些组织是在看到社会的需求之后，才针对该项需求而成立。民间委员会存在于每个村镇及难民营里，各自为当地民众的生存所需谋取食物并提供社会服务。不过，这些委员会却因一项目标而结合起来：终止巴人对占领者的依赖。
自从巴人遭到以色列占领以来，就有民间委员会的存在，而且多少具有正式的性质。由于民政局实施的税捐制度、许可证发放办法，以及各种管理规定都极为复杂，以致巴勒斯坦人连做生意或从事农耕等寻常活动都经常受到阻碍。民间委员会成立的目的就是要协助民众处理这些问题，同时也对最偏远贫穷的巴人社区提供协助。一九八八年，以卫队为了限制货品及服务的流动而对各村镇展开封锁，当时原本即已存在的委员会——例如妇女工作委员会联盟——随即提高警觉，同时也有数百个新委员会于此时成立，以因应这场危机。
五月，联指中心发表〈不合作运动声明〉，正式厘清委员会的功能，其中包括提供服务（诸如卫生、食物及教育等方面的服务）、从事直接行动（诸如关闭道路及举行抗议游行活动），以及提供支持。六月是民间委员会最辉煌的时期，当时发行的第十九号传单指示所有民众拒绝民政局，而把民间委员会视为人民的政府。
巴勒斯坦医疗救援委员会联盟应该算是最成功的委员会组织。该组织成立于一九七九年，成员涵盖巴人医师、护士、药师、实验室技师，以及其它卫生工作人员。医救联盟曾经成立若干传统诊所，提供巴勒斯坦民众成本价格的医疗服务；不过，流动诊所才是其最为著称的措施。流动诊所是由五至十名医护专业志工组成的医疗小组，负责前往乡下地区及难民营为巴人民众提供诊疗。截至一九八七年为止，运作中的流动诊所数目已达好几百。
对医疗救援委员会的需求在一九八八年大幅升高。当时以卫队在暴动控制上已趋于熟练，并且在占领区内增加了七倍的兵力。以色列国防部长拉宾想要迅速瓦解抗暴行动，却又不愿下令杀害抗议人士，于是决定增派兵力但减少开枪行为。在一次不列入纪录的访谈当中，拉宾在摄影镜头前表示，为了降低抗议人士的气焰，他建议以卫队士兵开始「打断他们的骨头」。许多对原本的任务深感挫折的以卫队士兵竟把这句话当真。巴人诊所、医院，以及私人疗养院里于是涌入了数以百计惨遭殴伤的民众。
不久之后，冲突的规模即已超出医救会所能支应的范围，许多伤患也因此未能接受治疗。根据美联社报导，在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除了丧生的人数之外，受伤的巴勒斯坦民众即达约两万人；而在前三个月里，有五分之一的伤患为妇女及女孩（以方共有四百零二名平民以及七百三十名士兵受伤，几乎全部都是遭石块砸伤）。为了因应这项紧急状况，医疗救援志工于是把流动诊所开往遭受封锁的村镇里，并且经常不惜违抗以卫队，有些医疗人员也因此遭到拘留。医救会代表了一种自立行为，即使是最为守法的民众也可藉此参与反对运动。巴人民众因此而发展出来的团结精神，甚至使得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摩擦显得不再重要。阿洛里回忆抗暴行动期间的争端都极易平息——连交通纷争都比往日要少，而且「所有邻居都非常关心彼此」。十年前，波兰人民以集礼行动支持教皇或团结工联之后，随即发现他们喝酒的情形及相互的纷争都因而减少。现在，同样的运动对巴人也是新颖的经验，而他们也在其中发现了同样的高贵情操。
有些委员会则选择采取较为大胆的违抗行为。抗暴行动展开之后一个星期，加萨的商家都把窗板锁上以抗议示威人士所受到的待遇。以国当局于是下令以卫队敲断锁头，并强迫店主站在店内。由巴人锁匠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到各个商店去修复锁头之后，以卫队士兵便又随之加以破坏，希望商家能够因担心遭到劫掠而不得不留下来看顾店面。巴人的对策则是成立社区守望委员会护卫商家。以卫队改变策略而把商店的门窗焊死之后，巴人铁匠随即自愿帮商家开启门窗。这样你来我往四个月之后，以卫队只好放弃惩罚罢工商家的企图。
故意不遵守传单指示、继续开店以借机获利的巴人商家，通常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光是在加萨市内，就有十四家巴人商店因未于规定时间内罢工而遭人纵火烧毁。这样的暴力虽然可能让若干配合程度不高的商家明白到团结的必要性，却也无疑强化了部分外人对抗暴行动的看法——亦即抗暴行动充满威胁性，而非平和理性地寻求改变。
巴人对付「通敌者」的方式更是残暴。巴人领袖对接受以国雇用的巴人警员详加调查，一心想要找出为国家安全总局及以卫队担任过线民的人士。在抗暴行动的前十六个月里，巴勒斯坦人共计谋害了一百九十多名通敌者，以致破坏了世人原本认为主要只有以卫队才会采取不当行为的印象。在每十次非暴力运动当中，只要出现一件残暴行为，巴人希冀向以国人民及世界各国博取的同情就会因而降低。
席尼欧拉于一九八八年一月提出以非暴力手段对抗占领行为的呼吁虽未获得严格遵循，阿瓦德的其中一个构想——抵制以色列制品，而以自耕自制的商品加以取代。却获得了采行。巴人妇女及年轻女子带头开创有别于一般商业活动的家庭经济。许多妇女开始翻松闲置土地的泥土，准备种植蔬菜，而阿卢莉和她邻居里的其它妇女也不例外。她们首次收成的西红柿及小黄瓜数量颇丰，分送给当地的人家绰绰有余。对阿卢莉而言，重要的不是收成量有多少，而是巴人妇女能够从中获得自力更生的满足感。接着男人也随之跟进。
在一次引人发噱的事件中，贝特沙胡若干名村民向以色列的合作农场购买了十八头乳牛，然后在伯利恒开设一座制乳农场。以方得知这项消息之后，国家安全总局及民政局官员便陪同军事总督前去视察这座农场。他们声称农场里的乳牛有危安之虞，而个别加以拍照存证，然后命令农场于二十四小时内关闭。巴人随即把这群乳牛移往一个秘密处所。军事总督于第二天早晨回到这座农场之后，对乳牛不翼而飞大感愤怒。当地教师昆席亚回忆道：「他看起来像是跟丢了十八名恐怖份子一样。」以方出动直升机及数百名士兵到处搜寻，结果发现是由一名肉贩负责看管。这名肉贩表示他将会宰杀这群乳牛，而这样的结果也令总督感到满意。不过，以方于一个星期后派人回来检查的时候，却发现乳牛数目增加为二十三头，原因是其中有五头生了小牛。以方怪罪肉贩行事不力，于是巴人又设法把这群牛移往他处。而这一次，以方就再也没能找到这群牛了。牛奶并非唯一受到巴人赋予政治意涵的饮品。可口可乐因经销商设于以色列而遭到巴人抵制，以致销售量一落千丈；设厂于西岸的皇冠可乐于是趁机接收客源。对以国商品及服务减少依赖的运动也扩展至教育上。由于以色列把巴人学校视为产生异议份子的温床，而在二月之前关闭九百所学校，强迫三十万名学生离校返家。面对以国这项举动，巴人的各个委员会随即开设临时教室，以免学龄儿童在街头上游荡。
在抗暴行动的前几个月里，巴勒斯坦人民证明了他们拥有优秀的示威及组织能力，同时也善于保护他们的社区，使其不必为他们拒与以国合作的行为付出代价。不过，抗暴行动若要真正对占领行为造成打击，就必须推动远比目前规模更大的不合作运动。在往后几个月里，传单一再呼吁全体巴人加入一场更大规模的抗争运动，内容包括商家罢市、抵制活动、拒缴税捐，以及向所有与占领行为有关的机构辞职。在这种精神的号召下，许多巴人于是拒绝以方军警查验身分证的要求，商人也刻意无视于许可法规的规定。第五号传单要求巴勒斯坦人拒绝到以色列人经营的农场或工厂里工作。到了六月，传单上的指示更进一步要求巴人切断与以色列民政局的一切关系。
不过，与占领者完全断绝关系是几近不可能的事。巴勒斯坦人民与民政局及以色列之间有许多无法轻易斩断的关系。以色列与占领区在道路、水管，以及电线的交织下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体系。二十年的经济与社会联系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就完全解除。尽管如此，大多数巴勒斯坦人仍然希望抗争运动所造成的动荡能够迫使以国展开政治对话，讨论巴人自治的问题。
宵禁与危机
自力组织以及不合作运动受到巴人普遍实行之后，以色列也跟着加紧瓦解抗暴行动的脚步。二月间，国家安全总局刻意展现实力，逮捕了一名负责运送三万五千份第六号传单的递送人员。巴人领袖随即找了另一家印刷厂，匆匆建立新的传单发送网络。然而，这些领袖却也立刻遭到逮捕，仅有一人得以幸免。所幸联指中心未能袭仿巴解的层级式领导制度，因而能够由其它人接替遭捕的领导人士。这群新任的领袖发行五份公报之后，在三月也遭到逮捕。第三批领袖虽也只撑到四月，传单却未曾中断。然而，拉宾的镇压措施已开始对双方造成不良后果。到了二月，巴人抗议人士遭警棍殴打已是晚间新闻上常见的画面，以卫队并且利用直升机向学校及商店附近的公共区域投掷催泪弹以及氯乙?苯气体（梅斯催泪毒气）。玛加塞德医院一名发言人指出，该院在抗暴行动展开后的前十一个月里，共治疗过四千五百名因抗暴行动而造成的伤患，其中一千八百名即是以卫队施放毒气的受害者。以国士兵痛殴巴人示威人士或者铲平其家园的画面，每天晚上都出现在西方国家的电视屏幕上，而这些国家正是以色列亟需寻求支持的对象。「把握和平」以及新成立的「二十一年」等组织也纷纷出面反对武力。
必须执行镇压任务的以卫队士兵心中原有的自豪与坚毅也逐渐消退。名为耶胥葛渥的以国特种部队，甚至拒绝到占领区内执勤。一九八八年夏，一群在占领区服勤过的士兵代表集体向以国总统荷索表达他们士气的低落。以卫队的达甘将军认为，政府让他的手下陷入了一个双输的处境，致使以巴双方都变得残暴无情，同时不断提高双方对暴力的忍受度。他把这种情形比拟为一个人虽然明知会受伤，却还是一再往没有水的游泳池里跳。他表示，占领区内的镇压行动使他对阿拉伯人心生僧恨，但不是因为他对阿拉伯人有私怨，而是恨意似乎随着暴力而生。
这种在以色列国内普遍存在的反应并非偶然，而是非暴力运动人士刻意促成的结果。阿瓦德记得自己曾「带过许多以色列人到医院去看......以国士兵对孩童所造成的伤害」。这些以色列人看到手脚伤残的儿童之后，不禁「发抖」，心中自问：「我们难道和伤害我们的恶棍......变成一样的人了吗？」阿瓦德目睹抗暴行动造成占领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滋生疑虑，另一方面也提高反抗者的毅力。对运动目标是否具备信心，攸关一方在冲突中是否能够做出良好的选择——二战期间的丹麦人民从来不曾动摇，而纳胥维尔的学生也是一样。
巴人若能减少暴力行为，而展现出他们不为武力屈服的争取自治决心--一如印度人民在达拉沙纳面对英殖民政府暴力相向之时的表现——以卫队内部对以国政策的质疑可能就会更加强烈。抗暴行动领袖原本就希望能够造成以国军方与政府在处理抗争运动的政策上出现歧异，因此，以卫队指挥官沙兰于四月向以国政治领袖指出武力无法解决危机的时候，这项目标似乎眼见即将达成。不过，这段言论虽如联指中心所望发自一名以国重要人士之口，以国内阁却充耳不闻。
阿瓦德提倡的非暴力运动策略认定以色列会被迫采取严厉的镇压行动而受到国际谴责，然后巴人即可从中获利。联指中心的领袖也希望以国会在盟国的批判之下而不得不重新评估占领行为的得失。不过，动乱的责任并无法单独归罪于以色列；此外，美国国务院对以国行为的间接谴责，虽是自一九八二年以国入侵黎巴嫩以来用语最强烈的一次，言词之中却也没有对抗暴行动表达任何同情之意。联合国两次表决对以色列谴责案，虽然美国都自动弃权，而且西欧也发出更为强烈的责难，但以国政府仍不为所动。
以国除了必须面临政治上的后果之外，经济上的伤害则是更严重的问题。在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以国在税赋收入、低价巴人劳工，以及占领区内的商品销售等方面上的损失，就高达约十亿美元。而派驻兵力从一万两千人增加到八万人，也使国防支出提高约六亿美元。另一方面，拒绝为以色列人工作的巴人也必须付出代价，因此号召更多民众辞职而牺牲其生计并不算是实际的作法。不过，诸如罢市及拒缴税捐等其它抵制行为若是成功获得推广，以色列的经济损失必然会更大。
不论整体代价为何，以色列人毕竟没有崩溃。相反的，他们还采行了一项对民间委员会特别严苛的[集体惩罚]策略。其中最有效的措施是在村镇及难民营实施的宵禁；任何人只要违反宵禁就可能遭到逮捕。第一个月即有约二十万名巴勒斯坦人受到宵禁措施的影响，而以国在第一年里就实施了一千六百多次宵禁，有时甚至限制各种活动长达数星期之久。抗争运动起始地点的雅巴利亚难民营，就断断续续地受到宵禁管制长达一百二十多天。到了第二年底，已有一百万名巴人受到宵禁管制。就某方面而言，宵禁反倒助长了反对运动，因为所有人既然都在家，传单也就更容易送到民众手上。不过，许多委员会却因为人员无法活动，而导致工作推展严重受阻。
自从占领行为开始以来，坐牢的威胁向来是制裁巴人闹事份子的有效手段。阿瓦德记得在抗暴行动开始之前，巴人心中一直有一个以色列「超人」的阴影：这个「超人」曾在战争中打败所有阿拉伯人，也可以随时把你抓进牢里——你到牢里之后就是孤伶伶的一个人，而且家人也没人资助。这种恐惧致使巴人违抗以国威权的意愿极为低落。不过，抗暴行动改变了这种情形，，巴人在抗暴行动中发现，以色列人并非不可反抗，而以色列人也不是超人。在抗暴行动期间，家人坐牢成了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这表示他的确有采取抗争行为。一旦有人被捕，社区居民就会集体向他母亲致贺，这种心态和甘地秘书的儿子一样，当年他父亲被警方带走的时候，他兴高采烈地跟在警车后面奔跑，大声叫道他希望爸爸能够至少被关两年。
不过，以国却也毫不吝惜地给予巴人这种荣誉。参加民间委员会最高可处十年徒刑。在抗暴行动的第一年里，遭到监禁的巴人即超过两万九千人，另外还有八千人遭到起诉。依法上诉的权利也被取消。法庭与监狱皆人满为患。不过，抗争运动在牢里也不曾中断。阿瓦德记得自己坐牢的时候，曾伙同囚友和狱方协商延长户外活动时间。后来，他们得知红十字会即将前来参访，阿瓦德于是要求狱方立即增加他们的户外活动时间，否则所有囚犯将在红十字会来访的时候脱光衣服，一丝不挂。「他们随即说道，好吧，你们要多久？」
镇压行动的规模扩大之后，以色列国内的异议份子也逐渐增加。最公开的异议活动来自于一个名为「黑衣妇女」的组织联盟。十几名身穿黑衣的妇女，每周固定有一天会出现在以国若干城市的主要路口，其中包括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以及海法。她们静静站着，路过的行人及司机则咒骂她们为反以份子、外国间谋，或者异教徒。以国官员无视于各种抗议活动，而持续推行集体惩罚策略。宵禁同时也配合断话及断电措施，以惩罚巴人不缴税款及租金的行为。数百幢房屋也惨遭拆除。
在一次极为严重的事件里，以卫队大举围攻阿尔布勒难民营，以报复当地议会总辞的事件。其时不但电力遭到切断，当地一万八千名居民的食物供给也遭到限制。除非持有特殊通行证以及缴税证明，否则任何人皆不得离开包围地区。此外，高中学生一旦被发现参加示威活动，就不准参加毕业考。尽管如此，难民营里的抗议活动依旧几乎天天举行，参与者晚上都到乡间过夜以避免遭到逮捕。
民政局于一九八八年夏季开始下令把涉嫌担任抗暴行动领袖及煽动份子的人士集体驱逐出境，形成抗暴行动的一大危机。以色列不顾美国反对径行把阿瓦德驱逐出境，声称他是国家安全的一大威胁。以卫队不但把橡胶子弹换成塑料子弹，同时也开始大量逮捕民间委员会成员。许多抗暴行动领袖陆续入狱之后，街头上的巴勒斯坦民众也就不再有足以维系非暴力运动进行的策略。于是，老式的巴人领导人物便又再度回到领导位子上。巴勒斯坦人虽然一度有机会能够透过协议获致成果，巴人激进份子——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他们的筹码其实来自于制度的建立以及非暴力制裁运动的威胁——却认为协商无异于投降。因此，获致不同结果的机会也就随之流逝。又过了四年之后，仔细估量过巴人决心的拉宾，才在奥斯陆与巴解展开秘密会谈。
回顾自己家园一连串的动荡，阿卢莉认为，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之后连续几个月的混乱情况，是「一种独特的革命运动」。巴人反抗人士并未在地上活动中获得实体上的胜利；而且大多数人也都明了，由于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唯有双方都了解武力无法获致胜利，巴人才有可能达成自治；南非得以扬弃种族分隔制度，就是由于拥有这样的理解。不过，阿卢莉说得没错，抗暴行动的确是个转折点。从此以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会怀疑拥有自己的家园是巴人唯一的目标。
一九八九年三月，阿瓦德带领一群拥护非暴力运动的西方人士（包括夏普在内）与巴解流亡领袖在突尼斯会面。「那个星期成果极为丰硕，」他回忆道。巴解内部的军事领袖比政治领袖更了解非暴力运动——因为他们目睹了非暴力运动的成果。阿瓦德指出，巴解人士的用语在不久之后就出现了改变；「武装抗争」不再是争取自治的唯一方式。巴人已经了解到，通往解放之路不一定要由愤怒中丢出的石块铺成。
抗暴行动和二十世纪其它的权利争取运动一样，重点都在于争取控制权：巴人比以前更加积极彻底地对西岸及加萨的以国管理机构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同时也极力提升自己的自治能力。以国当局试图压制抗争运动之余，也面临了同期间的南非白人政权在黑人市镇里所面临的抉择：面对一群已不再惧怕威吓的人民，政府当局除非能够继续压抑他们的要求，否则就只能想办法让这些人对自己的命运拥有较大的决定权。
印度人民先前曾以自制食盐而拒缴盐税，以及自织布匹的方式对英殖民政府展现他们不合作的决心，现在巴勒斯坦人也以拒缴税捐、规费，以及拒绝出示身分证的方式减少对占领区以国当局的配合。犹如追随甘地的印度人民，巴人也在许多方面断绝他们对以国的顺从，致使以国政府对四处浮现的压力应接不暇，而无法在所有地区维持控制。各种抗议行动、罢工运动，以及家庭经济活动，只要有助于深耕巴人本身社会的基础，社会各阶层的巴人民众就都乐于参与。
不过，暴力与非暴力抗争手段的交杂混合，虽是在街头上的狂热氛围下所无可避免的情形，却大大削弱了巴人的力量。以国士兵既然遭到攻击，自然认为反击是合情合理的举动。,正如六十多年前鲁尔地区的法军，在面临德国民族主义份子的破坏行动之下，也以升高镇压行为作为响应。套用夏普的话，巴人以暴力攻击以卫队，即是掉入了「以对手所挑选的武器进行斗争的陷阱」。这样的斗争，巴人是不可能会赢的。而且，西方国家对巴人的同情--原本可以转化为对以色列的压力——也因为双方都使用暴力而大为降低。
抗暴行动虽然未能把以国势力逐出占领区，却已成功打破了造成中东地区一个世代以来迟滞不前的僵局。自此之后，巴人建国运动背后的动力便从激进人士与游击战份子转变为人民本身，而建国运动也因此获致了原本所没有的合法性与迫切性。此外，抗暴行动也让多数以色列人民体认到，用军事力量强制约束巴人并无法解决问题，唯有会同巴人一起达成的政治协议，才真正有可能对这块双方共同居住的神圣土地带来长治久安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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